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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今日“九一八恒峰娱乐集团”请务必告诉孩子这七个“一”!

来源:M88明升官网 | 时间:2018-09-26

  日寇曾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却没想到有人违抗“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这个人就是来自辽宁盘山的王铁汉。

  王铁汉曾说起,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87年前的9月19日,在沈阳皇寺路福安里3号,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这里发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以及之后一系列宣言的带动下,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了。

  在东北天地惊变的那一夜,在东北军群龙无首不战而退的那段历史中,有一位校长心怀民族大义,断然拒绝日本人的“好意”,当机立断,使出浑身解数保全了学校的学生、教职工等数千人,而自己则成为最后离开学校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上任不到10个月的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

  我在英国上过学。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

  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策划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我们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忧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东北军官兵,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此时,出现了一首歌曲,它1919还没有出版,就在民众及东北军中传唱,而且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它不仅唱出3000万东北同胞悲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唱出了全国军民一触即发的抗战呼号,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和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早在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前,在距党中央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始终活跃着一支中国掌握的武装力量,他们曾一度拥有“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36、37军”等番号。不过,这支红军部队后来的名字更家喻户晓——东北抗联。

  14年间,在中国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靖宇将军率部在几次试图打通与关内党中央联系的西征相继失利,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员,他没有为自己和部下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拒绝撤往苏联境内休整的提议,自领一支数百人的小部队在当地坚持游击作战直至最后军破身死。

  “八女投江”中的8位抗联女兵在发现敌军偷袭后,本可以不惊动敌人全身而退,但她们为了让大部队平安撤退却主动暴露自己,最后消失在冰冷的乌斯浑河里。

  “九一八”事变不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赵一曼舍子从戎、奔赴东北。她带领一支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红枪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一次激战中,赵一曼受伤被俘。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为了获取所需情报,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赵一曼的生命,一边软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但无论是对肉体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终让日寇一无所获。

  在无声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韩护士暗中帮助赵一曼越狱,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企图通过破坏神经达到让她开口的目的。残忍的电刑下,赵一曼终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她的幻觉中,出现了她至爱的儿子、祖国和人民……日寇绝望了。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

  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得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先期潜伏的小分队和苏军一起发起进攻。日军东宁要塞守军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战斗落下帷幕。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六七月间,分别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在沈阳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审判日本战犯的延续,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