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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闻书写历史 纪念性报道的回顾与思考(全文

来源:M88明升官网 | 时间:2018-09-24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由著名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提出并阐发的命题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它在历史认识论上的蕴涵是,人们总是从当前的兴趣和面临的现实关切出发,来考察过往的历史。纪念性报道的终极价值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重温与回忆,而在于它所引发的反思和对今天及未来的启迪。

  纪念性报道是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特殊的种类。在当代中国,因为它更多集中于对民族奋斗史、人民解放史和祖国发展史的关注而成为新闻家族的“红色贵族”。昨天与今天,历史与新闻,已经逝去的与正在发生的,这些看似矛盾乃至“两极”的东西,在人们对历史的纪念与追忆之中交织在了一起。

  一般说来,纪念性报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注重对整个历程的言说,比如纪念建党90周年报道;一类侧重对某一具体事件或某一历史阶段的回溯,比如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因此,我们通常把前者称之为主题性纪念报道,把后者称之为历史纪念性报道。相对于后者,前者更加关注报道的现实宣传意义。

  纪念性报道或者说历史纪念性报道并不独为中国新闻界钟情,这一报道品种同样也是世界新闻界重视的题材。从美国独立战争到法国大革命,从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各个国家、民族的独立日和解放日等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性报道,早已成为各国受众普遍关注的重点,也成为产生精品力作的重要领域。著名记者迈克尔 罗森塔尔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其实就可算作经典的纪念性报道。

  与突发性新闻事件相比,纪念性报道显然不以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见长,它偏重的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追忆、反思和启示。如果说前者突出的是新闻的“时新性”特征,那么后者侧重的则是新闻的“重要性”意义;前者发挥的是新闻报道的信息传播职能,后者彰显的是新闻报道的传承文化的职能。这一差别,使得纪念性报道通常被认为“新闻性不强”。

  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新闻性自然无法与新近发生的事实相比,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题材的“历史”没有或缺少“新闻的价值”,关键在于报道者是否具有发现这种价值的眼光和挖掘这种价值的能力。从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纪念中国建党90周年,新华社相继推出的“魅力中国”系列特稿和“领航中国”系列述评,以其“观照历史、着眼现实、启迪未来”的鲜明时代指向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纪念性报道,上升到了重大主题性报道的层面;而《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围绕纪念抗战胜利60年、长征胜利70周年等活动所尝试的还原性、寻访性、追忆性报道,同样以其贴近当今受众的方式,为纪念性报道的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或许可以用诸如个性化、口语化、故事化、细节化等词汇来概括近年来中国媒体纪念性报道领域的创新实践,但这似乎还不能全面准确地概括这种创新实践,也似乎不能科学地反映纪念性报道尤其是重大纪念性报道的创作规律。纵然每一篇成功的纪念性报道都有其成功的理由,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成功的纪念性报道离不开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如何吸引人,如何感染人,如何启发人。这,也应该成为纪念性报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冷”题材的纪念性报道尤其是对于较早历史的纪念报道,就要在主题选择、内容选择和形式选择上跳出窠臼,有所突破和创新。

  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热点相比,纪念性报道的题材当属新闻报道中典型的“冷”题材。然而,“冷”题材并不意味着“冷”需求。社会文化界持续多年的“历史热”,说明人们对“历史”有着巨大的需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个时代有怎样的艺术需求,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在急遽变化的当今时代,人们更希望从历史的追忆中寻找到文化的延续、身份的认同和精神的传承。或许如此,红色影视剧才会红遍中国,“百家讲坛”的“品读历史”节目才会迅速走红。

  正是在这种多元喧嚣的文化景观中,历史纪念性报道凸现出特殊的价值来。历史学家曾指出,因为没有了先验的理性形式,缺少了绝对的知识,人们对历史观的需求就显得尤为迫切。无论人类整体还是个人,只有逐步形成一种跨越时空、具有宏大历史内涵的正确世界观,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在“大众时代”的今天,历史关注已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需要,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大众同样需要参照历史坐标确定前行的轨迹。新闻传播以其不同于史家评说的方式诠释历史,依托覆盖极广的新闻传媒传递给大众,有助于这一坐标在更广泛的大众层次上的现实化与清晰化。

  与消费历史、娱乐历史甚至颠覆历史的某些影视作品不同,纪念性报道需要满足受众对历史文化和精神传统的正面需求,发挥引导民众、聚合民心、启迪民智的积极作用。

  经典传播理论认为,新闻媒体除了具有传播新闻信息、传承历史文化、监视社会环境、娱乐社会大众等基本功能外,更为重要的职责在于引导舆论、塑造主流价值观。这就决定了纪念性报道在主题定位上必须具有凝聚社会共识、弘扬民族精神,以历史启迪未来的优秀品质。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所提出并阐发的这一命题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它在历史认识论上的蕴涵是,人们总是从当前的兴趣和面临的现实关切出发,来考察过往的历史。纪念性报道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的重温与回忆,更在于它引发的反思和启迪。我们对于历史的一次次追忆和纪念,原本就是对当下现实的一次次观照和回应。

  新闻学说认为,新闻媒体是社会生态的疏导管、稳定器和解压阀。在时代发展一日千里、社会生活日趋多元的今天,中国传媒在引导社会舆论、弥合社会矛盾方面取得了显著功效,但不容回避的是,主流媒体所发出的声音、起到的功效,并非时时处处都契合了普通民众的心理期待和现实诉求。

  思想的体现是新闻报道的灵魂的展示,厚重的历史题材作品更加如此。如何让主流的、正面的、积极的声音贴近群众、深入民心,从而在全社会奏响和谐向上的主旋律,就成为纪念性报道在主题定位上的重要选择。有人把新华社“领航中国”系列述评的成功归结于主题选择的思想性和系统性,因为它贯穿了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逻辑,贯穿了中国与世界的空间逻辑,贯穿了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情感逻辑,“最根本的是从90年历史中获得宝贵的启示,看到光明的未来,汲取奋进的力量,贯穿着深刻的思想逻辑”。同时,“叙述的故事性和生动性”与“评论的凝练性和深刻性”,又使得这组报道“富有感染力”、“贴近人民的感受”。(赵承《创新报道 追求精品》2011年第29期《新闻业务》)

  从纪念长征、建军到纪念抗战、抗美援朝,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连续推出的“红色经典”系列报道,所秉持的就是这种“贴近人民的感受”的大众化、通俗化、互动式的报道思路,其目的自然在于更大限度地“让主流的声音进入并深入民间”。

  在每一场大型纪念性报道活动实施前,解放军分社坚持从上层和下层两个方面了解情况,摸清相关历史话题可以转化为新闻的“家底”和它在民间的“温度”。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纪念性报道策划机制。首先,组织专家学者对相关历史进行研讨、解读,在宏观的报道指导思想之下确定更加鲜明和具体的报道主题;随后,进行受众调查,重点了解普通受众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兴奋点和关注点;最后,把中央明确倡导的主题与受众最感兴趣的话题紧密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意策划。这样做的好处是,报道不再是居高临下自说自话,而是上下互动有的放矢,真正达到既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又满足受众诉求的效果。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接触媒体的习惯。解放军分社在近几年的大型纪念性报道中,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采用开设网络专题,开通网络论坛,邀请老红军、老英雄等历史事件亲历者走进新华网 新华军事直播室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拉近网民与红色历史的距离。

  实践证明,纪念性报道是可以吸引社会民众广泛关注的报道题材,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有效平台。2005年“我的见证 寻访抗战亲历者”大型报道在《北京青年报》一推出,便引发了从中学生到抗日老兵等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强烈反响。解放军分社编辑部先后接到热心读者电线多封。这样的效果,是报道影响力的最好体现,也是在纪念性报道过程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充分反映。

  据媒体报道,2011年9月,美国将举行“9 11”事件和反恐战争10周年纪念活动。尽管此举不排除奥巴马政府有为明年大选造势的现实考量,但也不可否认媒体届时进行的纪念性报道将会对当下的美国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

  历史之所以会被反复谈论,在于它对现实生活持续地产生着影响。纪念性报道能够在今日中国有着较为广阔的受众市场,是因为它暗合了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重燃起社会转型期人们久违的高尚情怀和英雄情结。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过分的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浸染了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责任感的缺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们渴望得到崇高的引领、真诚的慰藉、温暖的感动以及在紧张的生存压力下的和谐交往,人们也期盼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来获得这份感动与温暖。

  然而,历史与现实勾联的要义并不意味着把今天与过去作简单对照,它应当把历史延续的脉络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纪念性报道要体现出“纪念性”,就必须穿越历史烟云、超越史实本身,揭示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历史对于今天的昭示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揭示历史的现实意义、增强纪念性报道导向作用的政论式报道必不可少。政论式报道之所以不同于简单的事实再现,在于它“发人所未发”的主题思想的深刻性、舆论引导的方向性、叙述视角的独特性。这方面,人民日报在几次纪念性报道中刊发的“任仲平”文章当属典范。新华社的《领航中国 扬帆奋进 献给中国90华诞》,同样以其“思想性和故事性,政论性和贴近性,国内视角和国际视野,历史叙述和现实针对性”的有机结合,成为一篇“立意高远、情景交融,思想性与表现力相统一的力作”。(赵承《创新报道 追求精品》)

  2005年,解放军分社围绕“五九”(欧洲反法西斯胜利日)、“七七”、“八一五”、“九三”等抗战重要节点,组织的一批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评述性报道,也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政论通讯《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 伟大复兴的时代先锋》播发后,用户认为“雄视古今、旁征博引、文采斐然”,“是对建党84周年和抗战胜利60周年这两大事件的最好纪念”。对于新华时评《从“八一四”到“八一五”》,业界评论指出“显示了记者通晓古今的知识和把握现实大局的能力”。新华社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启示录》一文和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魅力中国”系列,能够获得中国新闻奖,最终打动评委的,同样也是文字背后所展现出的独特思想魅力。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历来被视为治史最高境界,历史学家因此也成了为整个人类提供历史坐标的当然的承担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念性报道要机械地跟在史家后面做记录和解说。增强纪念性报道的舆论影响力,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气魄,必须超越民族、地理和时空的局限。正如以“史家办报”著称的民国报人史量才所说,报纸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

  有学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存在都是新闻诠释的对象,没有进入诠释者视野的历史存在对诠释者而言只具有潜在价值,求索历史的过程实则是将更多有价值的历史存在纳入新闻诠释的视野,使之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新闻素材,从而扩展新闻诠释的空间。”(金苗《新闻与历史的对话》)

  纪念历史的本意原本就含有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的要求,自然不能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忽视乃至抹杀历史事实。否则,我们所纪念、所诠释、所报道的历史就失去了应有的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

  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可贵的变化。比如,绝大多数报道对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贡献”、“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援助”等以前曾报道不够或有所偏失的方面都给予了客观的反映、公正的评价和全面的报道。新华社推出的《三巨头眼中的中国战场》特别报道,更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对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作了评述性报道,揭示出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同样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这一历史的真实,其客观性、全面性在众多的纪念性报道中尤为突出,这篇报道自然也受到了包括海外媒体在内的众多媒体的关注。

  在视觉艺术极端发达的这个年代,社会稀缺的不是泛滥煽情,而是真正感动。虽然纪念性报道承担着传播历史知识、解答历史疑惑的职责,但它更重要的使命还是传递人文精神、强化理想认同和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说,纪念性报道在今天仍然为人们所关注,就缘自于这种报道实际上超越了新闻本身的价值,富有着穿透今天的、人文关怀的深厚意蕴。

  “感人心者,莫大乎情”。然而,在宏大的历史中,人们并不容易找到细腻的真实情感。这种真情实感,来自于活生生的个人(和众多的由活生生的个体所组成的同样活生生的群体)以及个人身上那些鲜活的故事。传统的纪念性报道往往失之于“只见事不见人”的宏大叙事的洪流,鲜活的个人降格为仅仅是为证明历史存在和理念存在的符号。

  历史学家波普尔说过:“(历史上)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 ”历史的背后是事件,事件的背后是个人。人,永远是历史的主角;人,永远是新闻的主体。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之奋争、政党之求索、国家之创建的伟大历史正是由无数鲜活的、平凡的、个体的奋争奋斗史所组成的。因此,在纪念性报道的内容选择上,我们应当把笔端聚焦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把目光转向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所有历史话题的展开都应尽量由人 这条灵魂主线串联起来。

  抗战胜利60周年和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中,新华社有两篇作品因其深厚的人文情怀引人注目,这就是《血祭》和《红色殉道者》。这两篇介绍抗日英烈和红军英烈的通讯,在展示烈士们生死关头的抉择的时候,将他们柔软的温情故事以子女回忆的方式与他们的壮怀激烈紧密相融,给人们以震撼,更给人以感动。

  海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在纪念性报道中,一个又一个个体的命运,绝不仅仅是宏大历史场景的点缀。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04年策划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我的长征 寻访健在老红军”大型报道时,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北京青年报》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森林,更要树木”,并强调,就某一单篇而言,树木比森林更重要。这样一种理念,标志着纪念性报道内容选择视角的根本变化 从关注历史本身,转变到关注历史场景下的个人命运。这,其实是报道理念的变迁。

  传统的关于长征的宣传,更多的着眼于其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 这当然重要,但缺乏在人类共有的意志、精神、征服等人性人文层面上的开掘。即使是走过长征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涉及更多的也是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等重大事件;就连广为人知的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除了“煮皮带、吃草根”这样的概念化的印象之外,今天的读者知之甚少,以至于“80后”、“90后”们还在网上围绕“皮带究竟能不能吃”等话题展开讨论。因此,解放军分社把那次报道的主题定为“我的长征”,把所有的笔墨聚焦于“人” 长征健在者。长征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写好了人,历史自然就在其中了。

  作为“人类精神坚定无畏的丰碑”,长征从来不是单一的历史事件,它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和无数平凡的红军将士行走的人生所组成的,它的丰富、它的大量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都附着在亲历者身上,只有通过对亲历者的报道,才能有效地剥开一层层历史的迷雾。这样,遥远的、模糊的长征,就溶入了一篇篇充满个性的令人亲近的人生故事之中。

  生动的个人化故事来自于深入的采访。历史正在远逝,解放军分社记者与时间赛跑,纵横万里马不停蹄地进行着抢救式采访。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从3月到6月,解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派出6路联合采访小分队,行程5.8万公里,在全国各地寻访到420位历史见证人。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从平型关之战到台儿庄战役,从血战四行“八百壮士”到赴缅中国远征军,从芷江受降到南京审判 对贯穿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全过程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记者都找到了亲历者或见证人,收获了大量罕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正因有着前期扎实的铺垫,才有后来“我的见证”原创性系列报道的诞生。这种“见证”式的报道,也是对于企图篡改侵华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最有力的回击。

  纪念性报道要吸引人,需要超越史书的记载,寻找长河背后的涓涓细流,换一种视角呈现宏大历史的精细纹路。

  今天的受众所需要的纪念性报道,是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不是耳熟能详的道理,是具体的生动的细节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概念,是感性的描述而不是理性的灌输。因此,对于传播者来说,不能再以传播大而空的观念为诉求,而要以事实讲述历史、以形象代替抽象、靠独家挖掘的故事和细节打动人。

  细节,是报道的血肉。生动的、鲜为人知的个人化细节,不仅可以使追忆历史的纪念性报道“活”起来,而且,这些细节本身在多年之后,或许就是一段历史 正如爱因海姆所说,博物馆中一只在广岛爆炸那一刻停摆的钟,可以概括那个可怕的灾难性事件。我们的报道真正能够打动人之处可能就是对历史细节的复原和呈现,是对新的历史事实的挖掘和确认。

  基于此,在“我的长征”的采写活动中,解放军分社记者侧重于寻求老红军经历中最具个性化和典型性的细节,寻求老红军内心世界中最动情的记忆与感动,寻求老红军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独特感悟。在记者的笔下,死板的历史不再死板,而是鲜活的“旧闻新知”;指向的是宏大的历史,但讲述的却是生动的个人化细节化的故事 读者读到的也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注解,而是充满温情的往事追忆。

  对细节的重视,其实是对社会本体的尊重。能够流传下来、记录在籍的历史往往经过时代的删裁而呈“固态”存在,而生活 人之常情的生活,却如流动的水体延绵不绝。

  生活是最好的戏剧,再伟大的剧作家也无法编撰出超越生活的情节。从2004年纪念长征出发到2006年纪念长征胜利,解放军分社在长时间的红色寻访中,不仅从老红军们那里确切地知道了“皮带的几种吃法”,还采集到了背不动的银元扔进草地水潭、从“乌鸦”嘴里抢野果等大量真实却少为人所知的故事。

  在这样的挖掘中,把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变成了普通人能够感同身受的活着的细节的历史。人们看到的不是关于历史的整体记忆,而是每一个个体身处历史事件中断断续续的剪影。但当这些剪影连接到一起的时候,有谁能说这不是一部雄伟壮阔的长卷?更重要的还在于,就历史学而言,往往注重于梳理历史整体脉络而忽略了这些同样重要的历史碎片,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历史恢复的片面。而正是这种“忽视”,为后来的新闻发掘和诠释历史,留下了空间。

  实际上,产生较好传播效果的建党90周年新华社对外报道,也是得益于用个体的细节向世界讲述中共这个群体的“魅力”的。“用故事讲述90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用故事去反映中共90年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一个宏大主题,却也是用故事说话,同时借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发生在不同时空、反映不同侧面的故事进行跳转剪接,通过古今中外横纵相合的对比,最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李云路《用“故事”向世界讲述中共“魅力”》2011年第29期《新闻业务》)

  受众“应知、欲知而未知”的,同样是新闻。由于时空的阻隔,历史总是留给今天的人们很多未待解答的疑点,而这,便成了把“历史”做成“新闻”的基础。纪念性报道需要穿过层层叠叠的历史烟云,满足受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释疑解惑是新闻媒体的基本职能。作为深度报道重要品种的解释性报道的兴起,曾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浪潮中的一道风景。纪念性报道同样可以运用解释性报道的方式回答读者疑问、点燃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是远逝的记忆,许多事实真相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同时,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历史叙述也或多或少有些“以讹传讹”的成分,需要权威的声音予以澄清。因此,通过新闻的方式揭示历史真实,消除民众对历史的陌生和误解,就成为纪念性报道的又一个重要责任。

  新华社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中适应读者需求采访了20多位各个方面的长征研究专家,推出了“长征胜利 旧闻新知”和“长征胜利 专家访谈”等系列报道,将红军长征史中的疑点、热点问题进行归纳、整合,采用提问与解答、叙述与点评结合的方式报道出来,回答普通受众关心的“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四渡赤水为何会成为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雪山草地为何成为红军的 死亡行军 ”等疑问,每篇千字左右,回答一个问题,短小简洁又说服力强,很受媒体和受众欢迎。

  归纳起来,传统的纪念性报道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主题性的历史回顾报道;二是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纪念的活动性报道;三是以见闻式报道居多的寻访性报道。

  相当一段时期,纪念性报道由于负载了太多的宣传职责而略显沉闷,主题式、观念式的政论模式成为它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种主题先行、用概念图解历史的方式易于流于口号式的宣传。

  与灌输式的报道相反,另一种倾向则把纪念性报道尤其是侧重于历史纪念的报道推入了徒有“形式”的境地。不少媒体选择了重访历史遗迹(比如重走长征路)的形式来缅怀历史。这自然是一种“贴近”现实的选择,但在众多媒体争先恐后的“重走”浪潮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报道指向和问题意识,究竟能够发现多少有价值的独家新闻就值得怀疑,其结果往往会造成纪念性报道的同质化和重复化 更不用说,还有媒体怀着娱乐、猎奇的目的“重走”了。正如有媒体评论说,“重访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这样的“重走”或“寻访”,就算能够发掘出所谓历史事件的“噱头”,也会把严肃的历史纪念推向娱乐化、庸俗化乃至无根化的深渊。

  一般来说,今天人们“消费”历史主要基于以下两种需求:一是知识性需求,或者说是满足好奇心,知晓和探究历史的真相是每一代人的共同爱好,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长盛不衰的基本社会原因;二是精神性需求,人们期待从历史中寻找到对自身困惑的解决经验并获得启发,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坚持的“鉴古今之得失,而有资于政事”的历史观。纪念性报道要做到能够吸引受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关注,需要着眼受众需求心理,选择顺应时代文化的报道形式。

  在选择了以故事化或个人化的方式介入历史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种个人化、故事化的历史以新闻的方式叙述出来。在2004年“我的长征”大型采访报道活动中,解放军分社采用了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直面历史 原生态记述,“口述实录”式写作。

  原生态的记述方式,看似是种“懒惰”,其实是一种要求更高的采写。表面看,这样采写的报道不够“历史”,实际上是历史的另一种真实的生动再现。这些历史见证者的叙述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上的书面化叙事,而是来自民间的鲜活的声音 虽没有对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却有对共同记忆的碎片化呈现。而作为记者,没有了对英雄的刻意拔高,有的只是对沧桑老人的肃然起敬。

  同样,2005年的抗战报道“我的见证”系列依旧把寻访的镜头对准了那些少为人知的乡间英雄甚至是草根英雄,对准了亲历战争的鲜活的个人,用第一人称的“个性化历史”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在报道中,可以读到“九一八”事变、平型关大捷、台儿庄血战这样的历史事件,但更多看到的却是“我”在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一个人的战争”。这些个人化的经历和记忆由于年代久远显得有些零碎甚至模糊,却是最真实的历史再现,由此也拥有了打动人的质朴力量 只有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感情和行为,才最易成为人们认同和学习的标杆。

  如果说传统的历史纪念性报道表达的是崇高美、宏大美,那么以“我的长征”和“我的见证”等为代表的个人化历史的纪念报道则补入了人性美、细节美的光谱,完成了对历史记忆充满温情的重新构筑。而众多的个人的细节美也同样构成了宏大之美、壮阔之美。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个人化的讲述固然能够接近受众,甚至能够丰富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是每一段历史还都遗存着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人。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途径去逼近历史。

  从关注民族记忆中群体的历史行动,到在关注这种群体的同时关注历史场景下个体的行为和命运,这反映了以人为本时代的进步。但这不意味着宏大的历史叙事退场 前者的任务已由历史教科书完成,而是强化生活化的、个人化的、社会化的历史呈现,成为历史叙事的主流,其目的是为满足人们对历史多元认知、多元阐释的渴望。回望解放军分社在《北京青年报》上推出的60个专题的“我的见证”和《中国青年报》上的14个版的“银幕上的抗战”系列报道,谁能否认那不是一部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万众一心的社会画卷?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压迫与抗争的历史,是一部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历史。通常说来,媒体报道不可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去过多地评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媒体要做的就是基于现有条件,去最为充分地挖掘湮没在历史深处的尚未被发现还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通过对历史亲历者的抢救性采访,发掘出在教科书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历史叙事,展示和丰富历史的多个侧面。这是对官方历史叙事的补充和细化。军事科学院抗战史专家岳思平在审读《我的见证》60组共196篇系列报道后写道:“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丰富了历史细节,不仅对普通读者,就是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有着史料上的重要意义。”

  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作序时写道“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新闻记者应是史学家”,这是梁启超、邵飘萍、范长江传承下来的新闻传统,也是今天的我们面对纪念性题材时应秉持的基本态度。任何时代,对历史的谈论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能否以一颗公正、客观之心,以史家的风范写历史纪念性报道就成为记者水平高下的试金石。正是靠着经得起检验的历史观和顺应时代、贴近民众的言说与评论,新闻人的纪念性报道才一次次地感染、冲击着读者的心灵,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与评说中,把历史的风采和魅力传递给了读者,而读者也从中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感悟与启示。

  客观地说,在快餐文化流行的今天,纪念性报道并不是社会大众天然兴趣的新闻题材,我们还要通过报道形式上的创新培养受众对这类报道的消费习惯。

  纪念性报道要吸引受众眼球、增强整体影响力,重要的一点是变主题先行的指导为积极有效的引导,体现在报道形式上就是注重规模效应,在一定时间段里集中推出一个个各自独立又具有内在关联的组合报道。它的优势在于,这种报道形式已经不是简单的消息、通讯、评论等体裁所能够承载,而是各种报道形式的优化组合。从这种优化了的组合报道中,读者能看到记者对历史的寻访,能看到见证者对历史细节的回忆,能看到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影响,还能听到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历史评说的声音。媒体献给受众的是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历史话题,受众得到的则是对历史丰富和立体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华社在建国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相继推出的组合式的多侧面、多角度的系列报道,是有昭示意义的。先期策划并不意味着主题先行,而是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之上的主题深化和思想拓展。

  2005年,解放军分社编委会在策划实施纪念抗战胜利报道时认为,鉴于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一些政界要人对侵略历史的认知逆流,鉴于抗战胜利对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的伟大意义,鉴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报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由此,报道必须突出政治性、现实性和原创性,既要出新观点、新角度,更需要挖掘新事实、新数字,既要靠故事性、生动性引人,更要靠权威性和独家性取胜。基于此,解放军分社除精心打造一批主题性的重点特稿外,还推出了“亲历者说”系列、“专家访谈”系列、“图证”文图互动系列以及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香港《文汇报》等合作的“银幕上的抗战”、“我的见证”、“历史作证”等八大系列报道。通过这样多层次、多角度、多媒体的全方位立体呈现,中国抗战的热血历史化为一篇篇、一组组饱含民族情、家国泪的生动报道,成为人们讨论历史、追思英烈的重要载体。此后,在实施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建军80周年和纪念建国60周年报道的时候,解放军分社也大都采用了这种立体组合的报道形式。而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在纪念建党90周年报道中首次推出的“微博通讯”,更是因为适应了网络时代“浅阅读”的需求,收获了超过1亿次的点击量,被高校作为“新文体学术案例来研究”。(李柯勇等《首篇“微博体通讯”采写的背后》)实践证明,只有始终以受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为指针,纪念性报道才能在新闻报道这个逐新求变的领域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总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恩格斯说过,一切都是变化的,惟有变化是不变的。纪念已不再是新闻转向历史的唯一理由,新闻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诠释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诠释着一条发现之路。纵观媒体的一系列纪念性报道,我们看到了历史精神的传承,听到了萦绕在人们心头奔腾不息的血脉跳动,也切实触摸到了用新闻诠释历史的有效途径。这,也许就是纪念性报道之所以能够启示于今天、启迪于未来的作用之所在。